电子商务，重在商务。毫无疑问，“电子”出身的电子商务们，首要的课程，是学习那些还没有“电子”的“商务”，也就是传统商务。问题在于，传统商务这个概念过于笼统，并非所有传统商务，都值得电子商务们学习。最近发觉这里有一个窍门：电子商务们可以把传统商务分为两类，一类是规模经济，一类是范围经济；它们可以优先学习后一种传统商务，因为它们之间的商务特点较为接近。

　　邓地、万中兴所著《专注—解读中国隐形冠军企业》这本书可以作为这方面的教材。其中一些例子读来，颇为有趣。我们结合Web2.0来对照学习一下。

　　创新的经济作用

　　说起石英钟，20世纪80年代的新一辈马上会想到康巴丝。从1985年起，每年的春节晚会零点报时，都是这个康巴丝，“为您准确报时”。康巴丝坚持了与抗战一样久的八年，最后这个行业再也打不起“零点钟声”这样一掷千金的广告了。

　　这是因为整个石英钟行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由少数厂家大规模生产同一品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随着大量厂家涌进这个低门槛的行业，石英钟生产的利润一落千丈。刘锦城生不逢时地赶在这个时候，才初次进入这个市场。

　　刘锦城十多年前面对的问题，跟Web2.0们十多年后遇到的问题，本质上是类似的：第一，这不是一个规模经济起作用的市场。规模经济的特点，是少品种大批量生产，适合产生大规模的企业。石英钟生产的门槛就像Web2.0一样低，是个“乱拳打死老师傅”的市场。第二，这是个具有范围经济特点的市场。范围经济的特点，是多品种小批量生产。石英钟的核心技术十年未变，靠的只是外观和功能上的花样翻新，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。第三，这是个适合小企业的市场，消费者对廉价产品很少有品牌意识。刘锦城说：“这个行业你即使是排到100名也还能生存。” 这点也像Web2.0。

　　刘锦城的商业策略，不是冲向钟表行业的大热门，相反，他寻求的突破方向，是窄中之窄：钟在全球钟表业中只占十分之一；石英钟又只是钟的一种；刘锦城钻进去只是石英钟里边的一个小门类：黑钟。他彻底进入了一个微小的利基市场。

　　差异化是利基市场上的第一法则，而差异化靠的是创新。创新是小企业搏取利基的最大利器。刘锦城的明珠星石英钟，每年推出100种以上的新款。为此，每年投入的研发费用超过700万元。以致刘锦城敢于说他“从来不抄人家的。倒是现在，全世界都在抄我的钟”。明珠星正是靠着创新，在产业低潮时期切入市场，成为全球最大的石英钟生产企业，成为一个典型的隐形冠军。

　　这启示Web2.0们：想做成好买卖，不一定非要搞大热门，甚至不一定非成为大规模企业。但它必须具有创新能力，能够在专注的细分领域内，成为某一项第一。不管这个领域多么微不足道。在全球化经济中，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市场，它的价值一旦加总，都可能成为一座金山。

　　创新、“成为第一”，这些看起来高不可攀的事情，其实主要只取决于一件事，就是人才。对于刘锦城来说，由于市场太细小了，连大学中的这个专业都绝迹了，因此只要把有关少数几个人才垄断，“老实说，现在哪家公司想要大规模地进入这个行业都很困难。”

　　Web2.0们还有一个比刘锦城们更优越的条件：可以利用计算机网络的优势，进行差异化的设计和制造，使成本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，实现低成本扩张。其实，刘锦城虽然总的来说算不上新经济企业，但他也懂得，他的新产品开发，离不开计算机设计系统。

　　爱的经济作用

　　梁伟办的第一个企业叫迪生。他想让人们在提起爱迪生时，就联想到爱“迪生”。

　　从这个细节，就可以看出梁伟是一个有心人。梁伟爱的，准确来说不是迪生，而是爱迪生发明的收音机。梁伟如今是中国收音机行业的老大，牌子是德生。

　　在这里介绍梁伟的目的，不是为了介绍收音机，而是为了介绍梁伟的一种商业逻辑：做自己喜爱的冷门。这是传统商务与Web2.0商务的一个重要交集。第一，冷门本身，就是与大热门相反的长尾，在大类上属于与网络商务“同宗”的范围经济（小批量多品种）。第二，从爱好出发，是做好冷门生意和Web2.0生意的共同之道。

　　见过做冷门的，但没见过像梁伟这样做冷门的。梁伟迎着互联网的曙光，在1994年在一门与互联网相反的传统行业—收音机业—办起了后来越过所有老企业的年轻企业：德生。只是因为梁伟从小迷恋矿石收音机，出于这种业余爱好，他甚至考入了无线电系。又选择收音机这个算不得蓝海的海，下了海。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。特别的是，当梁伟原先的那个叫做迪生的企业做大后，企业领导却嫌收音机又土又冷了，他逢会就说：“一听到别人说迪生是个做收音机的，我自己就觉得脸红”；追逐大热门的结果，是成就了泡沫。

　　这就要转入我们的正题了：Web2.0要做的生意，很可能是让人“自己就觉得脸红”的冷门生意。这一行怎么做？我们可以从它与传统商务共享的商务交集谈起。

　　梁伟因为爱爱迪生发明的那个玩意，终于与那个只想大热门的迪生分道扬镳了，不爱迪生了。这使他走上了成功之路。

　　不爱迪生之后，梁伟把自己的爱，全部给了爱迪生—他发明的收音机。他认为自己成立的德生，属于“爱一行干一行”那一类的企业。因为爱收音机本身，所以要干收音机这个行业。

　　梁伟在厂子里居然没有办公室，他爱厂子爱到了这种程度，八年里一天到晚在工程部、车间和收音机陈列室，他似乎觉得，一进办公室，就跟自己的恋人—收音机—隔了一层。他有数百个恋人，那就是他陈列室摆的数百台收音机“藏品”。梁伟的成功，就是一个爱字。因为爱收音机，他比竞争者更了解收音机顾客，就像丁磊比别人了解网虫一样。所以他更贴近市场，更能站在顾客的角度创新，他能变着花样玩，不爱收音机的人玩不过他。

　　爱是怎么转变成经济要素的呢？这点与Web2.0特别相关：第一，爱带来专注。专注是成为冷门领域隐形冠军的第一位的条件；第二，爱带来业余性。安德森就认为，冷门产品要想降低成本，一定要打破专业与业余的界限，让业余爱好者的成分带进生产中来。

　　经济学中，有“两个斯密”的笔墨官司，说的是亚当·斯密在《原富论》中主张分工创造财富，但在《道德情操论》又大谈爱与同情。一般来说，分工要求专业化；爱却要求业余化。因为爱是一种融合的力量，而不是分工的力量。对于Web2.0来说，有一个梁伟不具备的独特优势：互联网的本质是融合，Web2.0的融合将网上业余爱好者汇集到联合攻关的队伍中来。这些业余爱好者的动力，是全面发展，是对所在问题的爱，而不光是赚钱。于是，业余攻关与专业攻关就成了爱好者与不爱好者之间的较量。时间长了，爱上一行的人（业余爱好者），一定战胜不爱这一行的人（以工资为动力的专家）。这些爱好者，或者不如说目标顾客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人才。

　　Web2.0这一行，需要另一种商务资本：爱与同情。如果说爱在经济上是指产消合一；那么同情在斯密那里（包括经济学中）的本意，就应该指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心理共振、共鸣。